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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从制宪的历史还是行宪的实践来看，未列举权利并未获得中国宪法的明确认可。

（三）反对‘总统领导司法改革的法理论证评析 质疑‘总统领导司法改革的讨论，往往以政治干预司法、总统干涉司法独立作为立论基础。[[2]]典型研究成果如薛永慧：《台湾地区司法社会化改革研究》，载《台湾研究》2015年第3期，第85-94页。

然而，从司法改革的推动模式观察，已经可以见得一些新变化，值得我们关注。不同群体由于立场、思维模式、背景等因素，无法形成合力，司法改革的主导群体带有竞争性立场，这导致了过往的司法改革呈现出本位主义的特点[[35]]。当政治权力对司法加强控制之后，政治意识形态透过司法改革主导权的外溢是否会影响司法、如何影响司法以及如何通过司法实施两岸关系法理形塑，值得警惕，需要引起重视。[[7]]参见施启扬：《源：三十年公职回忆》，台北：幼狮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66页。作为台湾社会热点问题的司法，一直以来都是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政见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任后，蔡英文着手在总统府设置机构负责司法改革，准备召开所谓司法国是会议，启动司法改革。这种控制力是否能够在体制内被有效制衡、在体制外被民意充分监督，这取决于制度、政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这里将现行宪法第3条第3款规定的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分为2款规定，行政机关单独列为一款。

还有中央军委也应单列一款：中央军事委员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根据2016 年11 月7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16年12月25日通过了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及所辖县、市、市辖区设立监察委员会的决定，监察委员会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并接受监督。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另列一款：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非所有军事机关、而是只有中央军事委员会才受制于人大，因此需要单列一款，特别强调中央军委（而不是军事机关）对全国人大（而不是各级人大）负责。

鉴于司法独立的宪法原则，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不宜向人大报告工作（也不必接受其质询），既然不向人大报告工作，那么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也就没有意义，因此可以略去，至于对法官、检察官个人违法犯罪行为的追究，不涉及国家政体问题，可以通过弹劾制度等途径加以解决。监察委员会应怎么纳入这一款，即怎么纳入我国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关的国家主席、中央军委是否也应当一并考虑纳入其中？我目前的考虑是，将这一款拆为几款分别加以规定。

宪法总纲第3条第3款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民法人格权和宪法人格权虽然同被称作人格权，但显然在民法和宪法的不同语境下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8][德]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14]参见[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8-49页。

人格权作为民法权利，并不具有像物权那样清晰的权利界限，不能为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的法律行为提供明确的指引，极易破坏二者的和谐关系。因此，间接第三人效力的间接性十分突出：它既不是个人产生私法请求权的依据，也不是司法机关作出判决的直接依据。反对人格权为支配权的学者如温世扬，参见温世扬：《人格权支配属性辨析》，载《法学》2013年第5期。该草案第五章民事权利第99条和第100条规定了人格权的内容，[9]而且立法机关放弃了人格权单独成编的立法思路。

[36]徐国栋教授认为，《瑞士民法典》只是开创了一个人格与人格权混杂的体系，并没有确立独立的人格权制度。只有就纯粹理论的层面搞清楚人格权的法律属性，才能彻底扫清人格权立法的理论障碍，但学界难以在短时间内对人格权性质达成基本共识。

同时，1949年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允许公民在具体案件中提请法律法规的违宪审查，再加上宪法诉愿制度的建立，德国在基本权利的保护上可谓周全。[10]我们所讲的人权，最起码有人的生存权、人的劳动权、人的名誉权、人的隐私权、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的教育权和监护权、抚养权等等。

立法机关为保护公民基本权利有义务建立相关法律制度，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因此立法机关依据宪法基本权利条款在民法中设立人格权是其履行国家保护义务，提供制度性保障的积极行为。（一）客观法是基本权利和民法人格权互动的纽带 1.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属性使基本权利的效力扩散至私法领域。[35]参见熊谞龙：《权利，抑或法益？——一般人格权本质的再讨论》，载《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2期。首先，基本权利的客观法属性不是私法请求权的产生依据。公法权利实质上就是个人因其在国家中的成员地位而应享有的权利。[35]人格利益在法国、德国之所以一直以消极模式进行保护，与当时人格利益保护的重要性和社会需求密切相关。

实际上，齐玉苓案中原告受到侵害的权利并不是宪法性受教育权，该批复是对宪法功能的误解，是对宪法权利和民法权利界限的混淆，是给未权利化的民事利益错误的披上宪法权利的外衣。[42]基本权利客观法属性的规范依据是《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3款规定下列基本权利作为直接适用的权利，约束立法、行政和司法.参见孙谦、韩大元：《公民权利与义务》，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年版，第101页。

[39]欲强行将其适用于私法领域，则宪法权利的性质遭受根本性的篡改. 另一方面，维持二者之间的界限是保障市民社会内部自治的必然要求。二者发展路径在不同国家呈现不同状况：有的国家人权和人格权都得到确立，如埃塞俄比亚。

[44]国家保护义务和给付义务虽然均涉及公民的积极地位和国家的积极作为，但二者分别基于基本权利的不同属性产生，国家保护义务是客观法的直接作用结果，而给付义务与公民的主观权利对应。间接第三人效力 【全文】 人格权一直是学界的热门话题。

权利主体和权利客体是民法权利的一般结构。在民法体系下，权利享有者和义务承担者具有同质性，每个主体都是法律的目的，并不存在谁凌驾于谁之上的问题，民法必须维持权利主体双方的和谐共存，单纯的保护或者限制某一方必然与民法相背离。此外，我国并没有类似于《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4款的规定，公民不能直接依据宪法中规定的基本权利寻求司法救济。分别处于民法语境和宪法语境下的民法人格权和宪法人格权在不同的路径下产生和展开。

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野促进了以限制权力和保障权利为主旨的近代宪法的产生和发展。[36]1960年的《埃塞俄比亚民法典》在民法典自然人下单独一节规定人格权，彻底实现了人格权的权利化。

未来民法典除了正面规定人格权之外，还应当对人格利益予以反向保护，应当在侵权法中设立保护人格利益的一般条款。因为个人的公法权利只存在于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之中，所以它并不包含能够直接引起个人与其他服从者之关系的要素。

如果赋予公民以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为根据的概括请求权，无疑是允许个人为了自身的具体利益请求国家创建某项制度，其对非涉案社会公众的利益造成的威胁显而易见。我国最高法院针对齐玉苓案所作的《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被称作宪法私法化的重要标志，该批复将宪法权利直接引入私法领域，将公民针对国家的宪法权利当作针对私人的民法权利来保护，无论是诉讼程序还是保护模式都是民事性的，可谓宪法权利的私法化。

基本权利除了是个人得向国家主张的主观权利外，也建立了一种基本的客观价值秩序，这个客观价值秩序构成整个社会的价值基础。人权的普遍性要求其主体是一般的、抽象的人，这首先要求关于人的观念必须摆脱等级制度的束缚而使平等成为应有之义。参见刘召成：《民事权利的双重性：人格权权利地位的法理证成》，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3期。其防御国家权力的范围也扩展到立法权，以防止其可能通过修改宪法缩小公民自由的范围，损害公民权利。

关于人格权是否为支配权，学界存在争议。[26][参见张龑：《论人权与基本权利的关系——以德国法和一般法学理论为背景》，载《法学家》2010年第6期。

[49]另一方面，从法律条文看，我国宪法多从积极角度强调国家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未能意识到国家的消极不作为也是基本权利保护的最重要内容。因此，明确的权利边界是民法权利的必备属性之一。

[25][美]杰克？唐纳利：《普遍人权的理论与实践》，王浦劬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页。此外，人格权中的部分内容，如其中最核心的人格尊严以及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不受不人道或残酷对待的权利等，也是没有界限的。